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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的西学东渐利玛窦的传教为何取得了成功

发布时间:2021-01-06 12:25:22 阅读: 来源:硅酸盐防水剂厂家

明末的西学东渐,利玛窦的传教为何取得了成功

晚明的西学东渐,樊树志等先生论述已多,在近年全球史大兴的背景下已经日益成为热点。欧洲的科学技术、宗教哲学传入中国,连内阁大学士徐光启都成为天主教徒,使中国文明蕴含了新变的可能性。但与此同时,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,则因为此后中国的孱弱而受到忽视,有请南京大学高人冯亚民为大家讲解个中曲折。

1842年,清政府被迫和英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,西方人通过船坚炮利,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,从此中国迈入了近代社会。近代社会的特征是中国向西方“学习”,之所以学习,乃是中国人意识到祖传的政教文明,不足以应对西方文明带来的全方位挑战,李鸿章说:“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”。

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,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“学习阶段”。每一个阶段中,中国人都试图将西方的人文理念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实际,通过西方先进的理念来改造国民性,弥补其固有的缺陷,使中国不仅走出危机,更能重新崛起成为一个强国。

在这种叙事中,西方的形象俨然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老师,作为学生的中国只有好好学习、乖乖听话的义务,没有反向教导的权力。这种形象如此根深蒂固,以至于人们遗忘了曾经一段性质完全相反的历史,这段历史便是西方传教士入华到法国大革命之前,西方对中国儒家思想的“学习”过程。

耶稣会教士利玛窦(1552年——1610年)

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这段时期,西方传教士不远万里、飘洋过海来到全然陌生的国度,对这个国家的一切事务都抱有极大的好奇心,以学生的姿态孜孜不倦的学习新知,中国则以一贯天朝上国的态度对待这些学生,教诲他们礼仪之道。

这位老师永远也想不到,有一天学生会以强者的形象将老师的尊严践踏在脚下。历史的戏剧性或许就在于此,人们以为永恒不破的真理,瞬间就会被斥责为荒诞无稽。

十七世纪以前,西方世界对中国已经有了一定认知,通过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,有关中国的讯息不断传到西方。早在古典时代,中国就以“Seres”(赛里斯,丝绸之国)之名闻名西方,二千年前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在其巨著《自然史》中便提到了赛里斯人。

第一次向西方人详细介绍中国的,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,但这种介绍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,只能是肤浅的交流。马可·波罗远赴中国的动机,按照他在游记中的说法,只是为了“开阔一下眼界”,他多数时候作为一个“观光客”游走在中国大地,游记中的介绍也仅限于中国各地的风俗人情,这或许同马可·波罗所受到的商人教育有关,他无法领略和理解所到访国家的深层次文明。

同样的,马可·波罗没有动机,也没能力把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神学和哲学知识介绍到中国。这样的工作只有那些饱读诗书、博古通今的人才能完成,耶稣会教士恰恰是这样一群人。

地理大发现后,罗马教廷不断派遣传教士远赴中国,他们的使命是让异教徒皈依天主教信仰,这其中最活跃的是耶稣会。耶稣会教士精通基督教和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,他们吸取过去的传教士在中国强行传教的教训,认为只有先了解中国国情,理解中国人的思维特征,才能对症下药,找到最佳传教方式。这其中,一位非凡人物的领导发挥了巨大作用,此人是马泰奥·里奇,中国人称他为利玛窦。

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西方在十六、十七世纪对中国印象的主要来源,利玛窦的工作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。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,坚定的主张将尊崇儒家作为传教士团体的传教策略,尊崇儒家在具体方针上主要表现为“易佛补儒”,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要有意识的维护儒家排斥佛教。利玛窦之所提出这一策略,同他对中国的理解不无关系。

利玛窦参与绘制的《坤舆万国全图》

刚来到中国时,利玛窦和传教士团体以为来到的地方和其他异教徒国家一样,只要坚持原来的传教方式,不出几年肯定能感化这里的大众。在中国的生活却让他们感到了巨大的困惑,这个国家从上到下,有着一套繁密庞大的思想体系规范所有人的行为,这个思想体系就是儒家学说。

当传教士们最初听说孔子时,以为孔子和其他异教徒国家的宗教领袖一样(比如伊斯兰教的默罕默德),按照这种理解方式,孔子是所有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对象,纪念孔子意味着将他看作神明的化身或代理人,随着利玛窦对儒家的深入了解,他发现孔子的功绩不过是编撰了经典文书供后人学习,这些文书并不提供关于神明的知识,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仪式规范。

了解到这些后,利玛窦迅速对孔子作了定位:孔子不是宗教领袖,他是一个道德哲学家,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具有同等地位。在天主教的语境中,道德哲学是指人类运用自然理性,所获取的道德知识,对天主教启示观念而言,道德哲学被视作辅助基督教信仰的工具。

当时的教会对待理性的态度与启蒙运动时截然不同,“理性与信仰的对立”对利玛窦的时代而言是一个未知概念。

把孔子视为道德哲学家,对利玛窦的传教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,传教士团体从此不再从基督教立场出发,反对儒家的礼仪规范,如此一来,利玛窦博得了很多明朝士大夫的好感,这里面一些人皈依了天主教信仰,最著名的是徐光启。

利玛窦在推崇儒家的同时,严厉批判佛教和道教,在利玛窦看来,佛道不过是一大堆迷信的集合而已,他特别强调中国的无神论(基督教意义上的无神论)是佛道影响产生的恶果。

不难看出,对佛道的批判,体现了利玛窦对儒家和基督教信仰的努力调和。当时很多儒生否定“上帝”的存在,利玛窦则主张在孔子创立的原始儒家中,是承认上帝的存在的,儒家典籍中的“天”对应于基督教的“上帝”,只是在漫长的岁月和佛道的蛊惑下,儒家才不幸遗忘了上帝的存在。

这里,利玛窦采用了一个中国知识人至今仍然常用的策略——以古贬今,在中国生活期间,利玛窦发现中国人对古老的岁月有着近乎宗教般的虔诚,越古老便越有正当性,通过这种方式,利玛窦在儒家和基督教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。

这种策略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,在利玛窦的传教过程中,天主教很少被指责是对中国传统的破坏。

十七世纪翻译到西方的中国书籍

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团体,直接受罗马天主教会控制,他们会定期向教会汇报在中国的传教情况。利玛窦去世后,有一批传教士回到欧洲汇报工作,他们继续贯彻利玛窦的方针策略,一面歌颂儒家的形象,一面维护儒家和天主教的相容,希望借此说服教皇接受这种特殊的传教策略。

教廷内部却很快有人对此提出质疑,尽管传教士们一直强调儒家是一套理性道德学说,教廷还是认为儒家祭祀祖先的仪式是一种偶像崇拜,利玛窦提倡的方法被教廷否定了。

与此同时,传教士对儒家的描述在天主教之外的知识人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,由于他们无法直接接触中国的儒家思想,只能姑且相信利玛窦的描述——中国儒家并非无神论者。

随着传教士把更多的儒家典籍译介到欧洲,天主教以外的知识人有了更多更全面的资料去了解儒家,不仅有先秦经典,他们还知道了宋明理学,这时候他们开始质疑儒家是有神论的观点。

法国哲学家马勒伯朗士在《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关于上帝存在和性质的对话录》一书中,对中国的朱子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,拒斥那种认为基督教和儒家相容的观点。

马勒伯朗士这种观点在欧洲知识人中相当有代表性,自由主义鼻祖约翰·洛克也在《人类理解原理》中写道:“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家,主导政务的官员们虽然保持着宗教的外表,但实际内心里都是无神论者”。利玛窦的苦心调和,此刻宣告了失败。

法国思想家伏尔泰(1694年——1778年)

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,成了欧洲知识界的共识,这一共识却诡异的在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

启蒙运动哲人伏尔泰对无神论的中国推崇备至,伏尔泰以反对欧洲教会权威而著称,伏尔泰和后来的启蒙运动哲人不同,并没有从反对教会权威推出反对君主权威的革命性原则,这一原则曾被卡尔·马克思以简洁的口吻所表述:“就德国来说,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;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它一切批判的前提。”

相反,伏尔泰对绝对君主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,在伏尔泰那里,绝对君主制意味着世俗权威不受宗教权威的制约,能够最大化的利用理性从事人类事务。中国是伏尔泰论述这种主张时的绝佳例证,中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和作为官方学说的儒家,且中国在历史的河流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稳定性和强大。

在伏尔泰的带动下,“绝对君主制的中国”这一观念在欧洲马上流行开来,作为推动社会改革的正面形象被欧洲知识人援引。

从利玛窦到伏尔泰,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几经变化,我们能够看出来,这些形象的变化都和当时人在特定时空下的行动理念有莫大关系。

利玛窦为了归化异教徒国家而论证中国儒家是有神论,以同基督教相容;伏尔泰搬出无神论的中国,是为了打击欧洲的宗教权威。在上述例子中,到底是利玛窦的有神论,还是伏尔泰的无神论更接近历史真相,亦或者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历史真相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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